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离不开国际化人才

在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场合，常常会发现中国的声音很弱小。面对这一充满紧迫感的国际人才竞争形势，决策层、领导层应该转换观念，推动人才机制方面的改革。

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常常会遇到决策上的一些难题，主要是在战略层面。从宏观上，在国际国内交叉地带，我们做了一些专题研究，过去五年也做了一些探索，应该说多多少少对决策方面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人才的国际化非常重要。国家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力。如何发挥好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化能力的人的作用？现在中国具备综合性知识结构能力的人并不多，如何用好这些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探索、打造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把它作为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竞争力、软实力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这个目标提得非常及时，但是任重道远，因为中国仅仅刚刚开始。

现在的问题是，外面有很多优秀人才进不来，里面的人想出去进修、学习、交流、访问也很难，主要还是体制机制的障碍，特别是观念上的问题，阻碍了人才的国际交流。没有一个坚强的、有竞争力的人才队伍，就不可能在全球人力资本竞争当中赢得话语权。

例如，几年前中美关系当中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争论比较多。当时美国参众两院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就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就人民币汇率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当时，国经中心就此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有错误，得出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后来我们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工资、汇率与顺差：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我们提出“渐进式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加渐进式的工资增长”的政策建议，然后配以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技术进步以及转型升级等等，这是一个比较稳健、温和的方案和政策路径。

我们的观点，得到了国际社会很多同行的认同，比如史丹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他就觉得中国这种加工贸易型的贸易结构，靠人民币汇率升值来纠正经济失衡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于中美两国在产业上是垂直分工，仅仅靠人民币单向大幅度升值，最终会恶化中国贸易条件，促使这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拉美地区，但不会因此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因此，麦金农教授主张通过增加中国工人工资来纠正中美经济关系失衡。近年来，中国工人工资实际上升较快，人民币汇率也保持了渐进式升值，现在国际社会愈来愈多的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已接近于均衡汇率水平。

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当时在金融业、服务业方面开放力度比较小，比较谨慎，因为中国金融业当时很弱小，还需要保护。但是到2013年年底，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当中，外资占的比重还不到2%，比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比重还要低，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现在看来力度还是小的，应该加大金融开放。我认为，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过程当中，即便出现比较大的赤字也无需担心，因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比较多，目前中国经济对外失衡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如今，包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也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空间已非常小了，中美汇率冲突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建议将国家开发银行转型、回归到政策性银行或开发性银行的定位，这件事情最近有关方面也有了共识。2008年，国务院决定要把它转型为商业银行，通过过去几年的实践，大家认识到金融市场并非完美无缺的，也是有缺陷的，政府功能同样也有缺陷。那么，当政府和市场都有缺陷的时候，开发性金融机构就要发挥作用，要体现国家政策意图。比如，最近开发银行成立住宅金融事业，可以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或发行金融债，来促进棚户区改造和建设，比较好地把“稳增长”和“民生保障”有机结合起来了。我们是通过总结包括日本、南韩、法国的经验和教训，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得出结论，这样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对国家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体来看，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仍将处于大的转型时期，包括新型城镇化乃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国家治理机制等，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化能力的人才发挥作用。但从现实来看，体制的转型不是那么容易的，体制上与国际规则无缝对接很难，现在需要加大改革力度，里面的人要走出去，外边的人要进得来，要形成一个有利于人才国际化的机制。在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场合，常常会发现中国的声音很弱小。面对这一充满紧迫感的国际人才竞争形势，决策层、领导层应该转换观念，推动人才机制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