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为啥设立国际合作局
中纪委的外事司和预防腐败室合并组成国际合作局,表明王岐山反腐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河南省今天3位厅官落马,加上山东省的另一位厅官落马,说明在猛打老虎的同时,“苍蝇级”的腐败官员也成批量的应声倒下。加上追击逃亡海外的高官,中央反腐的决心不仅非常明显,而且,科学的采用了一些有效的反腐措施,让人们觉得新一届领导人在拨乱反正方面,迈出了更加令人叹服的一步。
18大以来,已经有37名省部级高官落马,相当以前近10年的落马人数。厅级以上的领导,也有近400人被查,平均一位省部级,就有10名厅局级官员陪同。
说明两个问题,(1)各级官员几乎是与之相应的人数比例被查。那些认为反腐是走过场、是搞党派斗争的人,立论是不成立的。习近平和王岐山完全没有必要搞什么帮派,他们得民心的绝招就是做老百姓所想,也就是廉政建设、经济转型和民生。(2)反腐与预防腐败并举。如果说反腐就是查腐败官员的话,那么,预防腐败,就包括讲“四风”,或是“八项规定”,形成震慑力(长期和高强度反腐),堵住外逃和有问题裸官的退路。中纪委本次成立了国际合作局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了一个预防腐败的有效机制。当然,预防腐败的终极手段,应该是建立健全干部的选拔和考核制度,从体制上猛下功夫。
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努力,还没有到达从体制上堵住腐败的层面。估计现在的所有努力,还是以治本为主,先让官员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当大家有了共识,才有可能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换句话说,防腐的任务比反腐要大的多、长远得多、艰难得多。我们暂且不在防腐的机制建设方面做过多的猜测和讨论,因为,那是一项比目前轰轰烈烈的“抓老虎、拍苍蝇”运动更加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尽管防腐机制的建立复杂,如果“打老虎、拍苍蝇”能够认真、科学的进行到底,那么,清廉建设就可以成功一大半,今后的廉政机制建设就能做到事半功倍。
我们还是回到海外追击腐败官员的问题上。许多有问题的高官,或者高管,或者无良的富豪,以为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就可以没事了。因为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它怎样对待中国,后者都只能忍气吞声。
美国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理由”是用错了旧的地图。5枚导弹齐发,攻击同一个目标,这个旧地图让人不可解,那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中国花钱在外国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美国搞了个“教授协会”攻击中国的软实力崛起,更加让人哭笑不得。
贪官、无良商人把财富大量的送到了美国,中国政府想查,美国以中国“没有人权自由”为理由,采用各种借口,“保护”了这些人。
中国对外的追击活动,受到了外国法律和非法律借口的重重阻碍,使得洛杉矶的“二奶”现象泛滥。赖昌星明明有不可饶恕的罪证,加拿大政府也是以“人权与自由”为借口,保护了他10数年,最后终于被引渡。而引渡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判处死刑。
能不能判处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死刑,其实是次要的。现在许多贪污腐败上亿的官员,一般不会被判死刑,最多就是死缓或是无期徒刑。死缓的罪犯,大多数最后也变成了无期徒刑。
法律和文明的进步,逐步减少死刑,是大势所趋。但是,死刑可以免,罪却不可以赦免,包括那些“成功”逃到国外,得到有关国家保护的人。
中纪委设立国际合作局,就是要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的层面,为围堵外逃贪官和不法商人建立一个牢固的体制机制基础。
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必须伴随着软实力的崛起。软实力,包括公共外交、政治外交、文化外交和人人交换。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层面,与国外接轨,尤其是与发达的国家接轨,通过种种渠道,持之以恒的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不仅走国内的法治道路,也开通国际的法制道路。
贪官和无良商人畏罪逃到了国外,只要中国的法律国际化,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努力,中纪委也照样可以到国外抓人,就像在国内抓人一样。这样一来,那些以为可以为所欲为,然后一走了之的贪官和无良商人,就必须重新计算犯罪的机会成本了。
腐败与否,腐败的程度多深,与腐败的成本密切相关。习近平与王岐山目前的一切行动,就是大幅度提高犯罪的成本,包括提高外逃的机会成本。
不管是国内犯罪的成本,还是外逃的成本,与犯罪以后被抓的概率成正比。目前,有的省份的高级官员被抓的概率,由原来的1%不到,提高到了10%以上。问题最少的,被抓的概率也大幅度提高。
不仅被抓的概率提高,曝光率也提高了,甚至包括个人的一些腐败细节也被曝光。原来非常体面的官员,一旦被曝光,不仅帽子没有了,钱没有了,连人的基本体面也没用了,代价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王岐山的反腐效率越来越高。2013年的反腐力度本来已经很大,今年前半年的办案数量,比去年提高了近40%。今年前7个月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人数,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人数。
许多人说,官员过去犯事,是因为当时打击腐败的力度不大,才导致那么多官员犯了罪。现在突然力度加大,许多官员已经后悔当初,所以应该给他们纠正错误的机会。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官员过去犯的是什么罪?如果仅仅是违犯党纪,而没有触犯法律,这些干部可能就会得到从轻发落。例如,刚落马的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新,就属于这种类型。
那么,既然国内贪官可以从轻发落,外逃的贪官是不是就可以不了了之呢?
这个也要看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追击的成本。不过,从维护法律尊严,从防止外逃贪官的角度出发,追击外逃贪官和奸商,绝不应该计算成本,而应该考虑追击所造成的震慑力。
我想,成立中纪委国际合作局的决心和意义,就在于此。这是反腐斗争的深化,也是廉政建设必不可少的外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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